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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所得2萬美元 總統:不能再走鎖國回頭路

來貼一篇 2006年,媒體常用字,包括" 沉淪 "" 中產階級消失 " "向下流動 "

藍丁口中說的"沒有希望" 的阿扁時代吧!

 你會發現,原來阿扁時代是快樂天堂

 以下封面故事數字改一改就可當做2011年馬的專題報導,爽耶!

 天下雜誌》封面故事「下流社會,中產階級蒸發了」 2006

嬌小的身材、精明幹練的袁曉芳(化名),在規模二百人的中小企業擔任高階主管,身上扛著七千萬的營業額。最近兒子進了小學,袁曉芳打算在台北市大安區買間離學區近的房子。

有天,房屋仲介打電話來,要他們去看一間四十坪大的公寓。仲介在他掛上電話前,趕緊提醒了一句,「記得帶手電筒。」

那是一間三十年的老公寓,原屋主把把隔間都打掉了,也沒有水電,但一坪高達五十萬,總價達二千萬袁曉芳關上手電筒,心也沈到了谷底

袁曉芳和他先生都有大學以上的學歷,兩人年薪加總近二百萬,不論是從人口統計、還是收入統計看來,他們都非常肯定自己是社會的菁英族群。但是,他們努力工作了十五年,面對三十年的老公寓卻覺得如此遙不可及。袁曉芳不禁自問,「我還是中產階級嗎?這個社會還有中產階級嗎?」

學歷不再保證工作機會,薪資成長被上升的物價侵蝕成負數,象徵穩定的自有住宅成為奢望的空中樓閣,中產階級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,開始覺得向下流動,成為許多社會共同的痛苦。

世界的共同危機-美、日、英中產階級蒸發

美國,向來強調努力就有希望,但是最近調查卻發現,年收入兩萬五千到七萬五千美元的中等收入人口逐年減少,但兩萬五千美元以下,和七萬五千美元以上的兩個族群都在增加,社會因中產階級萎縮,而形成中間凹陷的「M」字型。

日本雖然貧富差距小,但是最近的熱門話題,卻是「下流社會」。根據日本內閣府調查,二十到三十四歲的年輕族群,認為自己在社會上居於中間階層的人,十年來掉了近十個百分點;而認為自己屬於下層階級的,卻增加一三.三%。

英國則出現「IPOD世代」(ipod generation)這個名詞,說的不是蘋果電腦推出的當紅「IPOD」,是指年輕一代承受沒有安全感(insecure)、壓力大(pressured)、同時承擔過重的稅負(overtaxed)及高築的債務(debt-ridden)四種壓力,對人生喪失熱情。

台灣也拉警報-實質薪資縮水、利率負成長、房價創歷史新高,下流社會現象隱然浮現

台灣可支配所得在全社會中間二五%到七五%的家庭,他們所分配到的所得,在二○○一及二○○二年達到近年來的低點,即使近二年有緩步增加,但仍遠不如整個一九九○年代的水準。

「現在就是生活愈來愈難,因為貧富差距不平均。很多地方都有這個現象,但我們有特別惡化,中國的惡化好歹也是高經濟成長換來的,我們沒有成長,還陪著人家這樣,說不過去,」立委暨台大財金系教授劉憶如說。

經濟成長趨緩最直接的影響,就是薪資成長跟不上物價膨脹的速度。去年,受雇員工的平均薪資只有微幅成長一.三八%,但扣掉二.三%的物價成長率,大家的實質薪資其實在縮水,再加上利率負成長,財富難以累積,而房價卻在這個時候,創下歷史新高。例如,近十年來,台北市平均房價增加二○%,現在正在歷史高峰。但每戶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卻只成長一○%。

而為了補填財政赤字的黑洞,政府近四年已變賣相當於五十個大安森林公園的土地。

三月初,對國內房市具重要指標意義的「信義聯勤俱樂部」標售案,由新光人壽以平均每坪二七四萬多元得標,創下國內住宅地價的最高天價,預估未來房屋建成後每坪售價將突破一百萬,又是一座豪宅,把房價帶到另一波新高點。

這一波波的豪宅,看在薪資所得階級眼中,又是多虛幻。倒因為果的景氣刺激政策,讓人民苦不堪言。

一九八八年一波的房地產熱,是由二位數的經濟成長率牽動,但在經濟成長只有四%的今天,房價為什麼仍創下歷史新高?

追根究柢,因為政府對經濟的著力點很弱。政府期望借助房地產的活絡,帶動週邊的效應,例如鋼筋、水泥、玻璃、民生用品、家電等產業。為了製造經濟活絡的假象,從二○○一年景氣低迷開始,政府撥出低利房貸希望刺激買氣,撥出的金額從三千兩百億到現在超過一兆元,加上銀行推出的「百分百房貸」,人人看似買得起房子,卻不知不覺將房價衝到一坪近三十萬。

「這二、三年外在氛圍都在鼓勵買房子,貸款利率便宜,有些人是衝動性購買,像現金卡效應,好像不用什麼錢就可以跨過購屋門檻。等到開始繳房貸後,才發現並不一定負擔得起,」信義房屋協理張欣民說,「這是一個弔詭。」張欣民認為,應該從經濟成長率來帶動房地產,個人所得增加,大家有買房換房的意願,帶動房地產榮景,「有一個真正的基礎在支撐,現在這個有點虛。」

下一代為何痛苦-學歷虛胖,又碰上全球化競爭,雙面夾殺就業機會,年輕世代一入社會就出現希望差

已奠定既有經濟基礎的中產階級,都有這麼強烈的壓力,原本應是「中產階級儲備軍」的大學畢業生,則是自覺往下層流動。

「我覺得我不是中產階級,」六十八年次,出國念碩士回來已在出版社工作二年多的余佩芬說。她回到台灣找的第一份工作薪資三萬多出頭,一星期七天幾乎有做不完的工作,除了工作,幾乎沒有社交生活,也很少回家好好吃頓晚飯。

「我父母在他們三十歲之前,就已經結婚、買了房子、車子,我真的非常非常擔心,我根本沒辦法在三十歲時,同時擁有這些。我想我也不可能給我的小孩,像我父母給我的這種生活,」一頭捲髮、看來總是笑嘻嘻的余佩芬,說起和上一代的比較,她也不禁皺眉擔心。

「我得到的是更多的教育資源,父母花了二百多萬送我出國,照理要比我父母有更多的機會、更好的發展,我也沒有不認真,也不奢侈,但為什麼就是感覺做不到?」

主因來自全球化。在全球化的潮浪下,許多開發中國家及共產國家崩解,原本的三個世界併成一個世界,包括中國、印度的低技術、低薪資勞工大量釋出,也將台灣捲入人力供需嚴重失調的潮流中。

其中光是電子五哥的外移,台灣至少就短缺了二十萬個工作。例如華碩在大陸的雇用人數約四萬多人,而鴻海更是超過十萬人。

「台灣年輕人面對很大的壓力,因為產業出走的背後是很多人來和他搶工作,」青輔會主委鄭麗君說。

在國內,一方面產業出走、人力需求減少,一方面大學擴張,大學畢業生過度供給,雙面夾殺大學生的就業機會。

近年大學擴張,大專學歷以上的學生,十年間從七十萬人成長到一百三十萬,碩士生成長了近三○○%、博士生也增加超過一五○%,造成學歷泡沫化,已無法墊高新世代的就業優勢。

一九九五年,大學畢業的失業人數僅有四萬六千人,二○○四年,已超過十四萬人,爆增三倍。相較全體失業人數,大學生的失業人是在逆向攀高。

偏差價值觀橫行-既然年輕人拚命也抓不到機會,不如及時行樂,賺了就花,消費去

在一間大型金控公司的會議室裡,擠滿了新進的保險業務員,人資主管正在台上介紹公司的制度及業務員的福利。台下卻有一張和別人興奮表情呈對比的臉孔,他瞇著眼,自顧自的想出了神,他此刻心裡滿是不服氣,「我為什麼會在這?再給我一點時間,我是考得上外交官的。」

事實上,他已經考了三年都沒考上。因為近年來外交人員的名額縮減,而自政治、外交系所畢業的學生人數卻大增,錄取率從一四%,降到二○○四年只有三%。加上他在校期間的就學貸款,已經三年沒繳,緩衝還錢的期限到了,他必須儘快找到工作。

即使頂著政治學碩士的學位,二十九歲的他一時仍找不到工作,只能勉強接受一個月基本薪資二萬五千元的工作他的夢,開始離他遠去

根據行政院主計處統計,台灣三十五歲以下的就業人口,十年來分配到的所得比例愈來愈少,從1992年的三九%降到二○○四年只剩二九%。

這個時候,社會的價值觀就轉為選擇立即的快樂──消費。

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蕭新煌觀察,當發生「錢不是那麼好賺」的感覺時,人的心中就會出現一種心態:「反正錢不好賺,也存不了,乾脆花掉算了,」所以反而會注意在消費,投資在提升文化也有可能,「過去是因為機會太多,你不去抓它太可惜了,所以拚命一天做二十個小時。」現在機會少了,乾脆把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文化、精神或物質生活,「但壞的一面是卡奴,」蕭新煌說。

年輕人大膽消費,做了太多不負責任的選擇,造就了包括卡奴、學貸族等社會問題。

這其實也是產業政策、教育政策的不完整所造成。例如銀行在企業客戶外移下,只好將火力集中在跑不掉的消費者身上。而過度擴張的大學教育,讓使用就學貸款的人數及金額也不斷膨脹。

令人擔心的是,再加上有限的工作機會及收入,到最後,這群被債務壓得喘不過氣的年輕人,在還沒有正式踏出社會,就選擇了放棄。如此惡性循環,難保我們不會真的和日本一樣墮入「下流社會」。

「政府一直用政策鼓勵消費,」中經院研究員吳惠林說,「為了追求經濟成長,就要大家增加消費,這是非常大的迷思。」

吳惠林只好每次教課時,就不斷向學生口苦婆心,希望大家能壓抑對流行物質的慾望,回歸原點檢視自己真正的需要。包括消費及不斷擴張的教育。

政府的立場,則應該幫台灣走出自己的產業政策,並結合教育。「讓我們的年輕人在保有工作、做好工作的同時,也能過好的生活,」鄭麗君說,「還是鼓勵年輕人要迎向挑戰,不要停在那裡抱怨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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彭淑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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